[112]〔德〕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再次，《共同纲领》塑造了人民主权的经济基础。[23]凯尔森把主权问题处理为基础规范的选择问题，国际法第一位和国内法第一位之间的抉择，归根到底是两个基础规范，即国际法律秩序的基础规范和国内法律秩序的基础规范之间的抉择[24]。

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体现在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31] 《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页。[4] 王旭：《当代国家法学的三重革新》，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29日，第4版。荣毅仁指出，此处讲的是人民，中国人民有革命传统，这与改朝换代是两回事。与此同时，农村进行了旨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

此外，经济主权也涵盖货币主权，《共同纲领》规定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外汇、外币和金银的买卖应由国家银行经理。由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以爱国主义为旗帜，焕发出强大的政治吸纳力和包容力。[41]参见王秀哲：《全覆盖备案审查中公民建议的全覆盖》，载《政法论丛》2020年第5期，第40页。

[46]这种合宪性标准常态化的运用模式，客观上可通过违宪的政治威慑力增强备案审查工作的实效性，以弥补柔性审查方式的不力，实现审查目的，并逐步发展合宪性审查制度。中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在学术史上曾发展出非常多元化的术语。于审查主体而言，表现为仅将撤销权作为一种威慑工具，至今仍未启用该权力，更是没有一例审查案例以违宪作为审查结论。[50]首先，该行为体现了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人大的充分尊重。

美国宪法学家佩里（Michael J.Perry）认为，一项争议即使违宪，法官也未必应当宣判它违宪，体现出美国法院在适用宪法时的适当角色考量。[37]参见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20页。

[28]参见王锴：《合宪性审查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人大研究》2020年第7期，第20页。这一职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属审查职能。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强化其主体责任，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各主体的合理职权配置为基础，构建起规范化、刚性化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截止到2022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连续六年听取和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备审年报）。

进入专题： 备案审查制度 合宪性审查 。[60]此种方式能够同时加强审查研究意见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以确保审查结论的准确度。[42]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22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3年第1期，第152页。不过，前三份备审年报均未说明合宪性审查工作的细节。

其次应构建科学合理的合宪性审查建议筛查机制以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即使存在实质违宪，也并未明确宣告其违宪，面对违宪的法律规范，备案审查案例中主要使用不符合不一致等较为缓和的措辞作为审查意见。

[35]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9年第1期，第329页。2021年的备审年报中的两例合宪性审查案例、2022年的备审年报中的两例新增合宪性、涉宪性案例，都是经沟通后由制定机关自行修正。

对备案审查制度而言，这一独特的制度规范评价过程，正是其为自身合宪性审查功能的展开所预留的极具可行性的手段。[19]参见王书成：《合宪性推定与合宪性审查的概念认知——从方法论的视角》，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52页。随着备案审查实践中审查建议提请主体的不断扩展，审查建议的数量近年来呈爆发之势。王锴认为该主管部门提请合宪性审查建议的动力在于建议涉及的审查对象内容属于其管辖范围，实际上是履行自身必要的监管职责，又因为在2020年的备审年报中已披露过相似案例，因此该类法规的违宪嫌疑相对明确。[20]参见王旭：《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75页。第一类指由宪法变迁引起的实质违宪情形。

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宪法设立的目的是作为明确规定政治权力的限制和控制机制。[39]因此，该制度的废止彰显了党中央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决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备案审查维护法治统一、推动法治进步的重要体现。

[58]参见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第38页。首先，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具有确保民主正常运行的功能。

[22]参见蒋清华：《支持型监督：中国人大监督的特色及调适——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为例》，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第97-98页。另一方面，合宪性审查以支持性审查与解决问题为目的导向，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监督模式相契合。

如民族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案例，其中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央作出的关于加强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重大决策部署，[45]而审查主体通过合宪性审查等工作，有力地促进了中央重大决策的贯彻。[41]这种权利保障类的审查建议能够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点关注，体现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变迁的回应。备审年报中披露的这两类案例，体现出合宪性审查工作在实践中日益得到推进，已从文本走向现实。其次，于责任主体而言，避免违宪是头等大事。

这种可能性也为废除亦合宪这一状态的形成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不同国家机关之间既有专业分工，也须形成目标一致、行动有序、互相配合与监督的治理体系，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

[49]这也充分证明当下备案审查工作已卓有成效，除提出审查要求的六大主体外，其他机关主体也有提起审查建议的需求，最常见的就是各机关在日常履职中所遇到的合宪性问题。[24]政治维度中的合宪性审查应维系政治民主过程设定的政治方向，发挥服务政治民主过程和规范政治决定的双重功能。

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防止文革那样的悲剧重演，它在内容上确认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规定了国家根本制度、权力分配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制约。备案审查中直面违宪的案例日渐增多，并在个案积累中不断形成新的制度发展契机，包括合宪性审查启动要件、抽象合宪性审查程序、多元合宪性的审查结论等，这些都需要进行理论总结。

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0页。关于谁来追究、如何追究违宪责任的问题，需要根据国家权力间的关系，确立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相结合的复合型违宪责任体系。在备案审查工作中，审查主体应创造条件鼓励公民的广泛参与，如不断完善中国人大网开通的审查建议在线提交通道，结合线下审查建议接收渠道，审查主体即可直接接收合宪性审查建议。探析备案审查的实践，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推动下，实施二十多年的收容教育制度终被废止，是宪法变迁在备案审查制度运行中的典型映射。

2020年的备审年报中有三例合宪性、涉宪性案例。另一方面，对违宪结论切忌一刀切，且应以纠错修正而不是责任追究作为主要手段。

收容教育制度制定之初是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良好的社会风气，教育、挽救卖淫、嫖娼人员，制止性病蔓延。这一研究意见说明在强制亲子鉴定案例的审查建议研究中的确进行了实质上的合宪性审查。

综上所述，我国备案审查制度中合宪性审查的建构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合宪性审查蕴含着解决问题的导向，审查机关旨在通过合宪性审查制度达到纠正法规范的目的。在此期间，制定机关实际上随时有机会修改或者废止违宪的规范性文件，在制定机关自行纠正并达到合宪的状态后，撤销程序也可相应地终止，使违宪的规范性文件在极大程度上免于被撤销的政治责难。